西柏林的陌生人(5)

　　“不，我们没有——我是说，爸爸战前就死了，妈妈和汉斯关系不好，所以汉斯一个人搬出去了。妈妈今年年初也去世了，心脏病。”
　　“我很抱歉，不该问的。”
　　“没关系。”莱纳移开目光，注视着房间中央的空椅子，“你觉得——不用为了照顾我的情绪而说谎，你觉得汉斯还活着吗？”
　　“我不知道。”
　　男孩深吸了一口气，呼出来，没有说话。安德烈等了几分钟，把手按在莱纳肩上：“我们下周这个时候再见面，可以吗？在这里碰头，不要去咖啡店找我。要是汉斯有什么消息，我会告诉你的。保持希望，莱纳。”
　　“谢谢你。”
　　如果安德烈是个容易感到内疚的人，那他这时候应该说“对不起”，但他从来不是这样的人。他让莱纳先走，等了十分钟，从后门离开旅店，匆匆返回奥林匹克体育馆，好不容易按捺住一路狂奔的冲动。他得告诉霍恩斯比，他不仅找到了汉斯的替代品，很可能还找到反击斯塔西的方法。首先，他需要为莱纳·沃格尔取一个代号，一个名词在他走进地铁站的时候跳了出来，让他不禁露出微笑。
　　“Spatz”，麻雀。
　　

第四章
　　如果说霍恩斯比不赞同安德烈的设想，那就太轻描淡写了。安德烈和莱纳见面的第二天清早，行动处处长发来了言辞激烈的电报，同时质疑下属的计划和精神状态。“你应该做的是，”霍恩斯比在电报末尾指出，“像躲麻风病人一样躲着相关人员。”
　　安德烈把发报员请了出去，找了一支稍微尖一点的铅笔，抱着密码本坐到发报机前面，着手答复：“‘麻雀’是个值得一试的实验，柏林站长久以来的做法是在门外敲敲打打，现在到了踹门进去的时候了。”
　　他按出最后一个电码，抱起双臂，等待着。不到十分钟，敲门声传来，发报员满怀歉意地告诉安德烈，“图书馆员”从加密线路打电话来了，要求安德烈本人接听。“图书馆员”是霍恩斯比的代号。安德烈把座位还给惴惴不安的发报员，往楼上走去。
　　“你在想什么？”他刚接起电话，霍恩斯比就这么质问，“‘踹门进去’？这句话就足够让首相心脏病发作。你知道流程是怎样的，我们招揽线人的时候可不会雇佣整个家族。就算只是一点差错也可能会搞砸‘秒表’计划，你知道我们已经往那些愚蠢的器材上扔了多少钱吗？”
　　“我确实不知道，你和麦卡伦先生没有给我权限，但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谨慎起见，让我和‘麻雀’继续接触，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我给伦敦发一份评估报告，如果到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希望，我再丢掉‘麻雀’。”
　　“现在不是做实验的时候。”
　　“无意冒犯，长官，‘秒表’难道不是一个更巨大的实验吗？风险多二十倍。”
　　“斯塔西找上了‘山羊’，没有理由不监视他的弟弟。”
　　“他们人手不够，一个月左右就会放弃监视，只要这个月里‘麻雀’不做什么出格举动，他们就会封起档案，去骚扰下一个人。这样一来，‘麻雀’反而是最安全的选择。我会亲自训练他，长官，他很快就能学会唱我们的歌。”
　　“‘麻雀’可能是斯塔西故意布下的毒饵，如果我是你，我现在会把注意力放在调查所谓的‘赫尔曼先生’上。”
　　“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，长官，就正是我要继续评估‘麻雀’的理由。”
　　“安德烈，听着，停止和‘麻雀’接触。”
　　“命令？”
　　“命令。”
　　“我明白了，长官。”
　　“最好是真的明白了。”霍恩斯比说，挂了电话。
　　安德烈对着墙壁撇了撇嘴，轻轻把听筒放回托架上。
　　——
　　我们说“秒表”计划，美国人叫“金子”计划，同一回事，起因都是1948年10月，驻德红军突然停用无线电，改用地下线缆和莫斯科沟通。伦敦和华盛顿原本花费很大力气监听无线电，现在立即陷入了又盲又聋的恐慌之中。伦敦鞭打军情六处，华盛顿鞭打中情局，把可怜的情报官驱赶得像没了脑袋的鸡一样拍着翅膀乱转，徒劳无功地搜索情报的残渣。
　　军情六处率先在维也纳挖了一条隧道，接入了通往莫斯科的电话线，做得鬼鬼祟祟，不但骗过了苏联人和奥地利人，还瞒住了美国人。两年之后中情局才知道这件事，装模作样抗议了一番，指责英国是个不可靠的盟友，随后立即打算在柏林复制这条隧道，并且到处吹嘘这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绝妙主意。
　　要窃听一条地下电缆，你首先需要做什么？弄清楚它究竟在哪里，当然了。我们从西德联邦邮政和旧书店搜刮到一部分通讯线缆分布图，但这不够，缺口很多。完整的图表，我们听说，在东边的邻居德意志邮政手里，而且看守不严，因为没人觉得那堆废纸算得上秘密，这就是汉斯的作用……曾经的作用。
　　你不喜欢“作用”这个词，我能看出来，我理解。你担心我也这样看待你，我确实是的，以后你也必须这样看待你手上的外勤。情报官永远夹在人情和战略之间，他们爱自己的线人，必须这样做，牧人必须爱自己的羊群，否则怎么能指望它们受你差遣？安德烈爱他的所有小羊，虽然程度有所不同，他同时也在评估它们的功能和用途。今天的年轻一代用各种从商学院借来的复杂词汇描述这种行为，什么风险评估，成本控制。在五十年代，这就叫情报官的日常工作。
　　霍恩斯比的决定不能说不合理。所有从柏林招募的线人，刚开始都必须假设他们是克格勃送来的卧底。“检疫”的压力当然落在当地情报官肩上，与其说是靠经验，还不如说单纯靠运气。安德烈认为自己是幸运的那一批。而且，要阻止安德烈，只靠上级的一个电话是远远不够的。
　　他从一个公共电话亭给君特打了电话，直接打到家里，那位决心斩断关系的斯塔西暴跳如雷，但还是把安德烈想要的东西给了他，藏在废弃公寓楼的信箱里，附带一张不客气的纸条，警告安德烈，要是再试图联络，他就直接把军情六处整个柏林情报网举报给“赫尔曼先生”。一周之后安德烈按计划去见“麻雀”，带着从君特那里取来的复印件，比预定时间早了15分钟到达旅店。老太太仍然什么都没说，塞给他226号房间的钥匙。他独自一人坐在房间中央的椅子上，在九点零七分看了第一次手表。到九点半，他开始怀疑莱纳不会来了。差十五分钟到十点，汉斯的弟弟推开了226号房间的门。
　　“对不起。”
　　“没有什么好道歉的。”安德烈握了握他的手，对方的手指冰凉而僵硬，“恐怕我有关于你哥哥的坏消息。”
　　安德烈把复印件递过去。莱纳盯着那几张折起来的纸，半张开嘴，闭上，没有说话，样子就像那些早已猜出情况严重，但还是希望医生能给出不同答案的晚期病人。他的手指发着抖，把文件拿了过去，打开看了一眼，马上折起来，塞回安德烈手里，后退了几步，靠着墙喘气。
　　“你确定这是他吗？”
　　“我确定，我很遗憾。”
　　“是谁做的？”
　　“斯塔西，你可以看看印章，就在这。”
　　“为什么？汉斯只是个普通人，什么都没有做。”似乎突然醒悟到别的什么，男孩带着一种全新的疑虑打量安德烈，握紧了拳头，像是感到有必要自卫一样，“你为什么能拿到斯塔西的文件？”
　　“过来坐下。”安德烈站起来，把莱纳带到椅子上，单膝跪在他面前，抬头看着男孩的脸，“对不起，我一开始没有对你说实话。我不是联邦邮政的雇员，我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工作，你知道里面是什么人，对吗？”
　　男孩吸了一口气，声音微弱，“英国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