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柏林的陌生人(23)

　　

第十九章
　　“赫尔曼先生”绝口不提从科瓦楚克少尉那里得来的消息，就像蜘蛛把意外得来的小飞蛾一层层裹起，藏进潮湿的树洞里，稍后再吃。科里亚绝对不能知道这件事，不然这位俄罗斯同僚肯定会抄起不久前汉堡码头装卸工那件事，当作木棍一样猛敲斯塔西的头。因为莱纳送去的假线报，那两个不幸的装卸工已经进了西德的监狱，还会在里面待上很多年。
　　然而这个裹在蛛丝里的小秘密，和克格勃手里的大秘密一比较，显得非常滑稽。克格勃早在雷达站建起来之前，就知道了隧道的事。一切都仿佛是按照安德烈最糟糕的噩梦来编排的：地鼠出在办公室里。这个人保密等级比安德烈还高，在计划尚未成形的时候就参与了中情局和军情六处的联合会议，随后直接把隧道的图纸泄漏给克格勃。你其实已经听过这个人的故事了，1961年之后的每一届士官生都要坐下来听乔治·布莱克的惊人冒险。布莱克，战争英雄，大家都喜欢的荷兰朋友，1944年就加入情报处的老手，竟然是在朝鲜的战俘营里向俄罗斯人投诚的，谁想得到这种事？他说自己的动机是信仰，是纯粹的理想，不过哪个叛徒不这么说呢？
　　柏林隧道是布莱克的永久纪念碑。所有的投入，从行动处高层到最不起眼的小麻雀，从雷达站到录音设备，特制钢板，通风管道，专门研发的垂直打孔装置，整整650万美元—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650万美元，相当于两架U2侦察机的造价，全都浪费了。
　　但我想安德烈私下里同情布莱克，尽管他逃避谈论这件事，声称自己和布莱克从未交谈超过三句话，要是追问下去，他会给你一些官方答案，什么忠诚，什么专业素养。但如果当时在整个军情六处里，有谁能理解布莱克的话，那就是安德烈。他们都是移民的孩子，天晴的时候你付出得再多，也避免不了下雨的时候被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。从安德烈身上，军情六处永远看见一个德国人；从布莱克身上，军情六处永远看见一个荷兰人。
　　布莱克在传记里自辨，“你得先有归属感，才能谈背叛，而我从未有过归属感。”也许安德烈会同意这句话，只是他们的反应不一样，布莱克选择背叛，安德烈选择退出。他至少还有选择，麻雀没有同样的运气。这是后来的事了，那段时间就像火车冲下悬崖一样，天旋地转，连重力都变得不可靠了。也许我不该喝刚才那杯威士忌的，我慢慢来，一件一件事说清楚，也许把窗开了吧，我亲爱的，来一点新鲜空气。
　　莫斯科后来声称，他们早就知道这场阴谋，但是决定“故意”让美国人挖进苏占区，以便灌输假情报。这是保全颜面的说法，莫斯科要不就彻底不相信中情局能打出这样一条隧道，所以坐着没动；要不就打算存下一个定时炸弹，必要时拿出来炸毁外交关系。克格勃甚至没有把隧道的存在告知驻柏林红军总司令，军官们自始至终在用那些被窃听的电话线来讨论武器库存，连队动向和讨人厌的上级，更为糟糕的是，他们甚至泄漏了外长莫洛托夫的行程。不管克格勃辩称自己袖子里藏着什么聪明诡计，都补救不了。
　　科里亚知道隧道的存在，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笃定地认为莱纳是块“毒饵”，而且那么轻松就把莱纳转手送给“赫尔曼先生”，然后冷眼旁观后者追着海市蜃楼乱跑，始终没有说一个字。可以想象科里亚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，他从来不喜欢这颗柏林新星，认为“赫尔曼”太年轻，太古怪，太羸弱，什么都比俄罗斯人差一个等级。克格勃和斯塔西是一对被政治绑到一起的伴侣，在公共场合牵着手，承诺永恒的爱情。私下里互相猜忌，充满嫉妒地保护自己的领地，提防对方趁深夜偷走东西。
　　想象一下“赫尔曼先生”的愤怒和羞辱，1956年4月21日深夜，克格勃“意外”挖出了美国人的隧道之后，这位斯塔西头子甚至没有得到通知。记者都已经像秃鹫一样向发掘现场俯冲了，他才被下属捶门的声音吵醒，匆匆上了一辆等在外面的伏尔加汽车，一路踩油门奔向苏占区边界。更尴尬的是，看守隧道入口的克格勃不认识这个穿着睡衣睡裤的奇怪男人，差点拔枪，最后是一脸得意的科里亚把“赫尔曼先生”领了进去，像个骄傲的导游一样向他展示美国人安装在隧道里的铁门，上面用俄语和德语写着“将军禁止进入”，句子的语法是错的。
　　根据守卫的回忆，这两个间谍头子在隧道里呆了十几分钟，出来的时候科里亚吹着口哨，而那个瘦长的东德人脸色比之前更苍白，棉睡裤裤腿浸透了泥水，冻得嘴唇发黑。科里亚把外套脱下来给他，但是被拒绝了。两人上了同一辆车离开，这时候东德警察已经安装好了带支架的射灯，把整片湿漉漉的泥地照得通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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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莱纳的世界里，4月21日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六，和上一个没有什么区别。他很少买报纸，只是偶尔路过报摊的时候扫一眼头版大标题。隧道的闹剧还没来得及见报，即使莱纳留意了，也不会发现什么有趣的内容。
　　下一次和安德烈的会面在十二天之后，这个周六莱纳已经有了安排，他打算重新给小阳台的栏杆上一遍油漆。在此之前，他想先下楼去买碱水面包。刚走出通往大街的那扇门，门房拉开信箱上方的小窗口，叫住了他。
　　“沃格尔先生，刚才您的本杰明叔叔打电话来了。”
　　“本杰明叔叔”就是安德烈，他不得不用非加密电话沟通的时候，就会用这个代号，莱纳的新公寓里依然没有装电话，他不觉得有必要，实在需要打电话，可以到门房那里去。不过安德烈几乎从来不用这种方法找莱纳，电话总是意味着紧急状况。莱纳扶着大门，冲头发灰白的门房露出微笑：“没什么要紧的事，我希望？”
　　“他说您的表妹从德累斯顿回来了，如果想一起吃晚饭，可以打电话给她。”
　　这是马上见面的信号，莱纳必须设法赶到“阁楼”。他向门房道谢，走了出去，在心里规划路线，手放在衣袋里，拨弄里面的硬币，试图缓解紧张。不能直奔电影院，这样只会引起斯塔西跟踪者的警觉，假如有的话。所以他继续向面包店走去，安静地排队，买了两个布雷结，一边吃一边过马路，走近书店，借助橱窗的大块玻璃观察身后。星期六早晨，人影稀疏，似乎没有人留意他，面包店前站着一个抽烟的男人。莱纳转身走向电车站的时候，那个叼着烟的人并没有跟来。安全起见，他还是换了两次车。
　　电影院没有开门，太早了。后门的钥匙藏在台阶和花盆的缝隙里，莱纳擦掉钥匙上的泥，打开门，走进静悄悄的影院。脚步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激起回声，楼梯间一片昏暗，电闸似乎关了，灯没有反应。莱纳摸着扶手走上去，按照约定的暗号敲了敲阁楼的铁门。
　　短暂的寂静。然后传来轻轻的摩擦声，门闩滑开，安德烈打开门，站到一边，示意他进去。情报官看起来一整夜没有睡，下巴养着两天份量的胡茬，眼睛似乎稍微凹陷下去，像一对被踩了一脚的沙坑，盛着长了苔藓的积水。他似乎想踱步，制止了自己，靠在写字台上，手指敲打着木头。
　　“我不能在这里待很久。”这是他的第一句话，“隧道被发现了。”
　　“隧道？”莱纳重复了一遍，“什么隧道？”
　　安德烈眨眨眼，好像这才意识到莱纳是谁，意识到他并不知道埋在雷达站下面的秘密，甚至不知道雷达站。“只是，”他开口，摇摇头，“算了，反正你很快就会在报纸上读到这件事的，不如我来告诉你。苏联人发现了我们在苏占区边界挖的隧道，我们用这条隧道来窃听红军的通讯。”安德烈看了一眼莱纳，试图露出微笑，不是非常成功，“还记得我问你要的地图吗？这就是我在——这曾经是我在柏林的工作。”
　　莱纳在单人床上坐下，把面包纸袋放在大腿上，没有说话。
　　“所以，小鸟，表演结束了。”
　　“就这样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