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柏林的陌生人(31)

　　录音机安静地躺在桌子上，所有指示灯都关着。
　　

第二十六章
　　寂静重新淌进四面墙之间。安德烈和莱纳站起来，好像两个结束比赛的拳击手，恢复了礼貌，互相拉开距离，整理衣服，扶起翻倒的椅子，在心里计算比分。圆盘录音带一张叠着一张，躺在冷掉的茶旁边。除了脸上多出来的细小伤口和瘀青，没有其他迹象表明刚才发生过什么。莱纳抚平外套翻领的皱褶，他的毛衣被扯出一道从领口到肩膀的裂口，但是藏在外套下面，没人会留意到。
　　“这些。”莱纳看了一眼录音带，“应该不够给我买一本离开德国的护照。”
　　安德烈点点头，没有费心否认，“我们需要一条更大的鱼，才能和军情六处谈条件。”
　　“多大？”
　　安德烈打了个手势，拉扯一条不存在的丝线，“比如，科里亚那种尺寸。”
　　莱纳呼了一口气，皱着眉，用力擦拭手腕内侧灰尘和汗留下的痕迹，“你知道我做不到。”
　　“如果我们——”
　　“没有如果，也没有‘我们’。我拒绝参与你想出来的任何计划。”莱纳把袖子拉回原处，遮住手腕，交抱起双臂，一个介于挑衅和自我防卫之间的动作，“如果你需要工具，那就找别人。”
　　安德烈没有对此发表意见，着手收拾录音带，逐一把它们放进纸盒里，写上编号。莱纳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等他提出反驳意见，同时在脑海里编织驳倒上述意见的理由。但牧羊人没有再提起大鱼的话题，他把录音带全部装进一个印着网球俱乐部标志的旅行包里，打开门，径直离开了这个散发着油墨和旧纸张气味的房间，甚至没有看莱纳一眼。后者没有选择，只能匆匆跟出去，走廊长而黑暗，他的眼睛花了好一会儿才适应，勉强辨认出物件的轮廓，还有左右两边的空房间，一些门锁着，一些没有，偶尔一扇破碎的窗户透入形状不规则的光斑。墙上似乎画着些什么，也可能是有花纹的墙纸，看不清楚。这个他原本以为是空置商店的地方，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像商店了，更接近废弃的大宅，曾经属于某一户被战争吞噬了的富足人家。
　　毫无预兆地，莱纳撞上了安德烈，情报官在走廊尽头停下脚步，背后是洞穴般的阴影，一个大厅，天花板塌了一小块，微弱的月光照出了拼花地板和一截弯曲的木楼梯，除此之外的一概看不清楚。安德烈取出布条，重新蒙上莱纳的眼睛，年轻人并没有反抗，顺从地站着，略微偏过头，让安德烈绑紧布条。
　　“来吧。”安德烈握起莱纳的手，两人的脚步声在大厅里激起回音，某处传来木头的嘎吱声，听起来很像有人踩在朽坏的木板上，莱纳像警惕的夜鸟一样抬起头，想辨别声音的来源，但再往前走几步之后，那声音就再也不出现了，安德烈轻轻捏了一下他的手：“没有别人，只是老房子的噪音。”
　　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　　“女巫的聚集地。”
　　他当然不会说实话，莱纳不再追问。两人离开了大厅，很可能走进了另一条走廊，因为回音消失了。莱纳踢到了某种圆柱状的东西，它骨碌碌地滚远了，也许是酒瓶。左转，继续往前五步，一个锁打开了，冷风涌进来，吹散了陈腐的空气。汽车等在外面，引擎空转着，低沉的嗡嗡声。
　　“我会试着为你和伦敦谈判。”安德烈说，声音就在莱纳耳边，也许不想让司机听见，“等着我。”
　　这偏偏就是莱纳害怕的东西，希望，这是一棵吊满了尸体的树。他抬起手，试图扯下蒙着眼睛的布条，想看着安德烈的脸，但安德烈制止了他，牢牢按着他的手腕。另一双手突然出现，吓了莱纳一跳，司机按住他的肩膀，把莱纳塞进车里。
　　回去的路异常漫长，始终没有人说话。安德烈就坐在莱纳旁边，但没有碰他。有那么两三次，两人的肩膀因为车的颠簸而触碰到，安德烈也很快挪开。莱纳把头靠在皮座椅上，盯着面前的黑暗，外面竟然没有一点声音，他所能听见的就只有引擎的轰鸣和轮胎转弯时摩擦路面的声音。司机也许是个十分健壮的人，又或者是个肥胖的人，因为他的呼吸声很明显，额外的体重需要额外的氧气。安德烈的呼吸更平缓，如果不注意去听，根本留意不到。莱纳数着安德烈的呼吸声，就在他快要睡过去的时候，情报官碰了碰他的肩膀，手伸到莱纳脑后，解开了布条。
　　突如其来的路灯光线显得如此刺眼，莱纳扭过头去，眨着眼睛，等跳动的光斑消退。汽车停在他的公寓楼下，街上空无一人。莱纳打开车门，想了想，回头看向安德烈。
　　“我希望你再也不回来柏林。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，不要再找我了。”
　　“莱纳，我——”
　　“不。”他的声音听起来比想象中软弱，好像某种被踩了一脚的小动物，莱纳不由得有些恼火，提高了声音，“不了，我不想知道，别再给什么承诺了，我不需要帮忙，我没有要求你这么做。再见。”
　　他逃向公寓大门，慌乱之中试了好几次才找准锁孔。他穿过昏暗的门厅，跑上楼梯，门房的住处亮起了灯，朝向门厅的窗格打开了，老人的声音沿着楼梯井颤颤巍巍地传上来，“沃格尔先生？是您吗？”
　　莱纳没有回答，用力摔上门。
　　——
　　莱纳最终还是向科里亚报告了这件事。这是报复吗？人们可能这么想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莱纳并不恨安德烈，至少不是以“传统”的方式去恨他。我们不能忘记这是只笼养的小鸟，需要时刻记住是哪只手在喂他饲料，更别提同一只手还握着鞭子。莱纳次日一早就往玻璃工艺品店打了电话，详细讲了安德烈的行踪，化名，酒店房间号码，完全略去河边的对峙和录音的部分。科里亚似乎并不知道“金色鹈鹕”里的事，也许是装的，又或者大鹈鹕当晚收了别人的钱。
　　克格勃很快就行动了，早上十点刚过，一个乔装成清洁工的波兰女人敲响了“卡尔·费尔森”先生下榻的客房，她抱着一叠洗好烘干的蓬松毛巾，毛巾下面藏着一把半自动手枪。敲门三次得不到应答之后，伪装的清洁女工从围裙里掏出皮质工具包，撬了锁。
　　窗户开着，这是她留意到的第一件事，窗帘在早晨清冽的冷风里飘动。床单整整齐齐，没有睡过的痕迹，床底下也没有东西。她放下毛巾，依次检查了衣柜、床头柜和浴室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床头柜有挪动过的痕迹，她摸了摸背面，手指触到了一小截黏糊糊的胶带。她撕掉胶带，没有多想。
　　牧羊人就像来时一样迅速地走了。不难推断他已经在飞往伦敦的途中，很可能又换了一本护照。再过几个小时，录音带就会安全送到军情六处，由苏联司辛劳的姑娘们转录和校对，打出一份整齐的文本。这些文本接下来会被撕成小片，像面包屑一样喂给相关的使领馆或者情报站。往后一年里，将会有好几个外交官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被召回，每一次调动之间都相隔三四个月。不能一下子堵住克格勃所有的耳朵，必须让他们慢慢、慢慢地变聋，把责任归咎给坏运气，而不是军情六处。
　　霍恩斯比委婉地拒绝了安德烈的要求，行动处处长一次都没有说“不”，然而每次当安德烈提起麻雀，他都让下属“给我几天时间”，“略微等一等”，“不是不可能，只是需要合适的时机”，“要是下个月局势稳定，说不定有机会”。可那是1961年，柏林的“局势”只有糟糕和更糟。不管人们刚开始对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抱有什么期望，现在看来他就和前任一样，对柏林危机束手无策，甚至——一些报纸尖锐地指出——加速了失控。
　　东柏林像一只正在流血的动物，一边哀嚎，一边撕扯伤口，于是流失更多的血。什么人都在往西边逃，以前是医生、工程师、作家和律师，现在是理发师、二手书商人、售货员和六十多岁的老夫妇。一度传出了军队正在囤积建筑物料的流言，一堵墙要建起来了！人们惶恐地低语，分割东西柏林的墙！党书记乌布利希不得不用他那怪异的尖细声音[3]澄清：没有这回事，“没有人想建一堵墙”。如果说这句话有什么效果的话，那就是让人更害怕了。到了六月，维也纳峰会前夕，我们一度以为，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要来了。我这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已经永久被战争改变了，停火十六年，我还依旧觉得战争随时会重新开始，汉斯又该抓起他的国防军制服，戍守毫无意义的炮台。有时候我甚至希望最坏情况快点发生，你明白吗？要是你花了很长时间惧怕某种东西，到最后你会祈祷它赶紧到来，一次过结束这种令人痛苦的不确定性。